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在理论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实践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和基础，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制度（包括外交政策）不能局限于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等某一个方面的制度去理解。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着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固守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领导力量上将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和发挥制度优势的最大保障，在文化建设上将文化自信作为精神动力和发展保障，在对外关系上以和平发展战略赢得国内外市场和资源以及发展机遇。我们以这四个方面的特征为切入点来阐述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根基。

一、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经济制度进行创新发展

经济制度体现一定社会形态中最本质的经济关系。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设想时指出，“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就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评判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调整和完善，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有所创新。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在所有制方面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一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因为如果国有经济不能稳居主导地位，就会失去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那么共产党将会丧失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也将丧失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和经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正如习近平所说：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应交税费继续下降。2019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25520.5亿元，同比增长6.9%；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5961.0亿元，同比增长4.7%。国有企业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使得公有制经济不断得到完善，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经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健康发展，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自身特殊性和发展规律，与公有制经济之间具有互补性。习近平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的生产关系本身”。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将共同富裕确立为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这就决定了在分配制度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极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体现了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这在分配方面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发展实际进行了创新，“既不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正确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第三，在资源配置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优势，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中，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而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发挥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的形式。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摒弃把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别社会性质标准的僵化认识，破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而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坚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始终都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的内在计划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讲辩证法，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在讲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内在计划性的作用。习近平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方面、分配制度、资源配置等方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焕发了巨大活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功效。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和不可持续发展的老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借鉴。

二、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本色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才能最终取得胜利。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新发展，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

第一，党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逐步形成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初心使命上，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体现人民愿望；在组织制度上，党中央加强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并推动重大决策落实，形成了党中央、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在重大风险防控上，党中央能够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合理运用经济方法、组织方法、法治方法、科技方法等，及时化危为机，将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加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更加显著，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更加突出。

第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了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是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又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曾深刻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习近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从发展方向上看，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从发展规律看，经济发展的多元性、系统性、协同性要求必须加强党的统筹协调能力，弹好“钢琴”；同时要把握好行进的节奏，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从组织保证上看，党统揽全局、统筹布局、协调各方、制定政策，既是政府的向导和核心，又是实施政府宏观政策的组织保证。

第三，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整套保障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固守书本的个别结论，而是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开拓创新，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里我们必须坚决批驳一些错误认识，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脉相承性，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国内外有些舆论更是提出中国现在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论点。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论断，这些论断没有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而一步一步地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只有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作为依靠力量，我们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进一步发展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新中国所形成的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社会环境，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与坚持将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密不可分，这是我国发展进步的坚实制度保障。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凝魂聚力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的文化，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马克思主义把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得到创新和发展，成为凝魂聚力的思想武器。

第一，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历史经验证明，我们不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敌人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着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历史的结论、现实的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不平静，各种错误思潮层出不穷，国内外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老路或邪路。如果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乘风破浪稳步前行。进一步讲，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利于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实践表明，只有旗帜鲜明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生机勃勃，否则，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就会造成思想文化上的混乱，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第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精神文化生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人类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先进文化和精神生产的优越条件，社会主义解放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培养造就一大批社会新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生力军。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旧社会所不具备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败的地位来看待，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江泽民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强调：“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胡锦涛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进一步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共识，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兴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筑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套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立足社会集体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与导向作用、整合与规范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有效应对社会思潮复杂、社会价值取向多元的局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将其作为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才能筑牢理想信念、坚守价值追求、聚合磅礴之力。

四、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战略赢得国内外市场资源和发展机遇

处在一个制度多元、斗争复杂、竞争激烈的世界，和平发展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必然选择和努力达成的现实格局。改革开放奏响了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主旋律，这与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完全不同。中国基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和平发展战略，一方面能够较好地协调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达成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并赢得较高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能够自主开放搞建设，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促进国内市场发展，增强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外部世界两种市场经济关联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确保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1985年，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形成了新的判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意味着生存与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对内图稳、对外思和，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也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谋大同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的必要战略。社会主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赢得比较稳定的环境，使我国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对外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积极因素，使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与我国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充分证明了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第二，坚持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发展好国内市场与利用好国际市场，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具有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内市场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超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未发生大的经济波动，正是得益于我国国内市场的自身免疫功能，从而在国际经济低迷时期“一枝独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带来外围市场动荡不安，贸易壁垒短期内不会消除，国际市场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因此，我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在相互增进关联中长期保持并存发展，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支撑。习近平强调：“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之际，要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和冲击，尤其要抵御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权势、技术垄断控制、扼杀我国的竞争力，通过自身努力自主发展做强做大内在实力，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保持和增强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第三，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倡导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在相互尊重，“新”在公平正义，特别是“新”在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强调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中国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的自信和自觉，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更根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进一步表明新时代中国处理与外部经济关系的新理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国际体制不同，我们贯彻的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共渡难关、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包容等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的理念和原则，已经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魅力。中国的全面开放将世界先进的经营管理、运行模式和经验引进来，中国走出去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强权霸凌。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密切相关，在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增长之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贡献。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在经济上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本色，在文化上坚持将文化自信作为精神动力和发展保障，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早日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