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两周年工作情况，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典型案例10个。

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自2019年1月1日成立以来，作出了不少标杆性裁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周翔介绍，10个典型案例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司法主权和企业合法权益。在华为公司诉康文森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中，法庭作出了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个“禁诉令”性质行为保全裁定，并开创性地适用了“日罚金”措施，确保了行为保全裁定的执行，为建立健全中国“禁诉令”制度作出了案例探索。

二是明确传递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号。侵害“卡波”技术秘密惩罚性赔偿案，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个惩罚性赔偿判决，该判决充分考虑了主观恶意、举证妨碍、持续侵权等因素，适用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倍数顶格5倍计赔，判赔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又如，刚刚宣判的侵害“香兰素”技术秘密高额赔偿案，在综合考虑侵权人以侵权为业等侵权行为情节、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行为保全裁定等因素后，改判各侵权人连带赔偿技术秘密权利人1.59亿元，系我国法院生效判决赔偿额最高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

三是大力促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例如，在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中，依法平等保护了外国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了诉讼参与人妨害证据保全的后果，引导诚信诉讼。涉“天猫”反向行为保全案中，法院仅用时26小时即作出裁决，通过优质高效的裁判，尤其是动态担保金的适用，较好平衡了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三方利益。再如，“砖瓦协会”垄断案，明确了垄断民事救济的宗旨和导向。

四是积极发挥国家层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统筹作用。在“访问门户网站方法”专利民行交叉两案中，有效破解专利行政确权程序与民事侵权程序交叉进行情形下的“一案等一案”问题和惯常的“先行裁驳、另行起诉”处理可能引发的程序空转延宕问题，以及权利要求解释不一致的裁判尺度问题，实现专利行政确权案件与专利民事侵权案件审理的无缝衔接和结果协调。又如，在“自拍杆”实用新型专利批量维权系列案中，积极推动溯源维权和诉源治理，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加大侵权惩处力度，鼓励专利权人直接针对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有证据证明侵权损害高于法定赔偿上限或者低于法定赔偿下限的，可以在上限以上或者下限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五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保护和激励创新的工作要求。例如，“二次锂离子电池”发明专利无效案，明确了以两组以上不同数值范围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标准，认定涉案专利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维持该专利权有效。又如，“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二审案件，厘清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的性质，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独创性判断思路。

据周翔介绍，知识产权法庭正积极配合推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有关司法解释的起草与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