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中，特朗普宣称要“查明所有对美国工人造成不公平贸易的外国贸易滥用”。在当选总统后公布的“百日计划”里，特朗普表示要“利用美国和国际法下的一切手段立即制止这些滥用”。这里的国际法手段就是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方进行“拉锯战”。而国内法手段呢，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一定会更多借助美国内立法的完善和强有力执行来进一步“加厚”、“加牢”、“加固”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本来美国会对中美贸易关系始终持保守态度，如今共和党在两院均占多数的情形下，特朗普政府获得国会支持而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偏激贸易政策绝不是小概率事件。

许多美国政客一直鼓噪建立“侵害知识产权与贸易报复挂钩制度”，要求基于中国产品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而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的惩罚性关税，以此钳制中国产品。同时，竭力主张在多边或双边各类经贸协定谈判中增加“对知识产权侵权予以贸易制裁”的内容，希望在国际规则中制造阻碍中国产品出口的更多“利器”。

作为全球头号科技大国，美国的技术壁垒体系发达，主要包括技术法规体系、技术标准体系、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合格评定体系、绿色技术贸易壁垒体系等。但其中不少违反了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不得作为对其他国家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隐蔽限制手段”的要求。比如，要求国外产品在美国流通前必须获得美国权威检测部门的检测许可证。由于中美双方尚未达成实验室互认协议，中国产品必须送交美国当地实验室检测，既增加了成本，更增加了无法获得许可的风险。

针对进口产品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本属WTO规定的权利。但美国有相当一部分标准并不符合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的要求，对中国相关产品出口美国构成障碍。2009年4月1日起，美实施新修订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要求各种出口到美国的木制商品，必须向美国海关递交商品细节，如有违反，出口商将被罚款或拘留，并被没收商品。中国出口美国产品数量巨大，这一规定迫使中国企业更换包装材料、增加申报文件而导致成本增加。

美国充分利用产品召回制度来“阻挡”国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比如，2010年，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共对17个国家发出了96项产品召回或产品安全通报，其中中国被召回55项，占57.3%；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共拒绝进口产品736批次，中国产品103批次，占14%。

借助“通关环节”人为制造“壁垒”也是手段之一。美国海关在通关时要求出口商提供所有的附加单证及相关信息，对某些进口产品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远远超出正常通关的需要。这些手续非常繁琐且费用昂贵，新出口商和小出口商常常无力承担。特别是进口纺织品、服装及鞋类的通关手续极为繁琐，且美国海关要求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信息很多都与通关或贸易统计无关。

此外，美国在全球力推贸易环节的“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在环保标准方面，2000年美国颁布《对贸易协定进行环保审议的指导原则》，要求对未来签署的贸易协定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进行分析和评价。2007年5月起，美国会就未来的贸易协定中附加劳工标准问题达成共识，贸易协定的签署国必须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8项核心劳工公约，借此把劳工问题同贸易挂钩，以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由于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美国同类企业，基于环保和劳工标准，美国政府在进行相关法律程序调查中往往据此作出中国政府的政策导致中国市场扭曲的认定，导致中国产品依据美国内法而被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或被征收特别关税。

美国内林林总总的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措施实际上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体现”与“表达”。对于准备转向贸易政策、扩大贸易限制措施“战果”的特朗普政府而言，这些既有的手段已经五花八门，难道他还要变换花样使新招？